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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庄惨案始末
 
 
2015-07-13 09:01:02  来源:长治县新闻中心 郭少平/文 李俊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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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长治县城(现长治市城区)曾先后两次沦入敌手。期间,日军时常“出发”,对周边村庄进行扫荡。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掠,手无寸铁的村民们纷纷扶老携幼,背起简单的铺盖卷儿,携带少量干粮躲往县域东部山区或南部山岭地带,等日军走了再返回来——这就是老辈人所谓的“躲反”。
  刘家庄村地处原县城西南5华里处,扼白(祁县白奎镇)晋(晋城)公路要冲,日军出城扫荡、收兵回城,每每都会打村东通过。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日军进村报复。兵祸所及,轻则村民无端被捕,社闾重金赎人;严重时就会有人人头落地,凭空掀起一阵血雨腥风。因此在那年月,一有风吹草动,村民们便会举家出村“躲反”。
  据该村耄耋老者任扁则回忆,“老黄兵”(因侵华日军身穿土黄色军服,故借代称之)侵占长治六年间,三家五户出村“躲反”的不计其数,人心惶惶、十室九空的“躲反”总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大“躲反”发生在“县城保卫战”期间。1938年2月17日,日军第108师团用大炮、飞机轮番轰炸县城,火光映天,震耳欲聋。随后就有坏消息不断传来:北门失守,东、西二门失守,“老黑兵”(川军身穿黑色军装)与侵入县城的“老黄兵”逐街逐巷打起了交手战,双方死伤无数,血染街面,尸体横陈,道路堵塞。眼看村东官道上布满了扶老携幼、眼含惊惧之色的“躲反”人流,刘家庄家家户户也急忙行动起来,肩扛口粮怀抱铺盖,老幼相搀着南行东去,各自投亲靠友、“躲反”避祸。这一次,年仅7虚岁的任扁则随父母、老爹(伯父)跟部分乡亲一道,在东山上贾掌一带的原村、镇里、南岭、曹家院等村住破庙、串房檐,流浪了将近一个月。
  第二次出村 “躲反”发生在民国28年(1939)的农历七月十九,即公历8月14日。包括任扁则的父亲任双孩在内的刘家庄六个村民惨遭日军杀害的惨案就发生在这次“躲反”前后,二者互为因果。
  日军于1939年7月第二次占领县城后,随即就在城南的马坊头、苏店、南董、韩店、韩川、荫城以及城西南的针漳村设立了据点。其中,地处刘家庄村西北2华里处的针漳村驻扎了日军的宪兵队。惨绝人寰的“刘家庄惨案”正是这帮法西斯强盗所为。
  国破家何在,覆巢卵难全;无皮毛焉附,平地起祸端。
  1939年农历七月十九下午,几个意欲外出祸害一番的日本宪兵偷偷溜出针漳村,刚走到刘家庄村西土地庙附近,就跟正要下地劳作的刘家庄村民刘永锡迎面相遇。此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年原安根正在土地庙前玩耍。
  刘永锡,祖籍河南林县,独自一人流落至刘家庄,县城沦陷前已经在村里购置了几亩薄地,只是还无力买房盖屋,借住着村民原保柱的西屋。小伙子时年20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加之尚未娶妻成亲,无牵无挂的,所以跟刘家庄其他村民相比,凭空多出几分胆识豪气。此人大概会几手拳脚,抑或身逢乱世为求自保,平常攮刀子不离身,就别在右腿上。
  路遇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刘永锡一见情势不妙,扭头就往土地庙后避去。谁知刚走到庙后那颗小榆树旁,几个日本兵叽里咕噜怪叫几声,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大概是刘永锡别在腿上的攮刀子让鬼子们起了疑心,认定他是抗日分子了。身处险境,避无所避。此时的刘永锡倒也毫无惧色,来不及拔出别在右腿上的匕首,只见他大吼一声,双臂挥舞着锄头就迎了上去。
  有道是:猛虎难敌群狼。几个回合下来,刘永锡就被日本宪兵打倒在地。枪托砸,刺刀挑,似乎还不解恨,狞笑中,这几个嗜血成性的日本鬼子竟然将刘永锡的头颅给割了下来。目睹这血淋淋的场面,之前还在庙前玩耍的少年原安根都被吓傻了,嘴巴大张,目光呆滞,浑身哆嗦。
  无故杀人,残忍至极;砍头辱尸,灭绝人性。这还不算完。野兽般嚎叫一阵后,几个日本兵狞笑着向呆立在不远处的原安根招招手,然后比划着让其双手抱起刘永锡的头颅,并示意原安根将怀中的头颅安在刘永锡的尸体上。
  低头看一眼怀中死不瞑目的头颅,再抬头望一眼横陈在不远处的血肉模糊的尸身。原安根精神崩溃了,惊惧中,他大叫一声,丢掉怀中的头颅,转身发疯似地向西南方向一个土岸跑去。日本兵见状,挺起刺刀便向原安根刺去。此时原安根刚爬上土岸,鬼子的刺刀将他的裤带挑断,并在其屁股上挑出一道血槽。原安根顾不得疼痛,拼着命跌跌撞撞跑到村西南的狐子窝。对着躲避在这里乡亲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将刚才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耳闻这惨绝人寰的一幕,村民原海水当下就屙了一裤子。
  消息传开,刘家庄立马就炸了锅。当天下午,家家关门,户户落锁,除少数几个胆大的青壮年外,其余的老老少少都慌慌张张外出“躲反”去了。这几个因事留村的青壮年分别是:原三锁(40余岁)、原金枝(40余岁)、老高(外村人,在本村烧砖窑,40余岁)、原长则 (20余岁),另外一个人就是任扁则的父亲任双孩,时年27岁。
  关于这次父亲没出去“躲反”的原因,任扁则解释说:跟原长则姐姐家的几亩潞麻有关。原长则的姐夫杜德则是针漳村人,夫妻俩在距离刘家庄村西不远处的东岸底种有几亩麻地。潞麻将要成熟时,日军宪兵队也开进了村,且环村都布有明岗暗哨。出于安全考虑,杜家人没敢出村收获潞麻。自己不敢要,烂在地里又倍觉可惜。考虑到自己的麻地距离刘家庄很近,杜德则就托人捎话给小舅子,说东岸底麻地里的麻不要了,只需给他留一捆,其余的让原长则都扛回刘家庄老丈人家。原长则一个人胆怯,就找到了好友——任扁则的父亲任双孩商议。任双孩一听此事,觉得原长则姐夫家的麻地距针漳村远,离刘家庄倒很近,出西村口,跳下针漳村东岸便是。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危险,怎么想怎么觉得有利可图。二人一拍即合。在第二次“躲反”之前,二人已经偷偷往家扛回几个(捆)麻。因此,这次全村外出“躲反”,二人还是决定留下来,打算将剩余的麻捆全部扛回家,然后再去“躲反”,跟家人汇合。不曾想,就是因为舍不得这几捆潞麻,彻底断送了二人性命。
  这次“躲反”,刘家庄的乡亲们先是躲往本县北呈村以东山岭地带的东坟、西坟、西坡、北和等村。不巧这一带正是当时敌我双方的交战区,紧一阵、松一阵,快一阵、慢一阵,似乎四面八方都有枪声响起。转来转去,感觉不安全,大家又随同村的尹招狗来到六家村,找到他妹妹(其妹嫁在该村),暂时先安顿下来。六家村距离上述几个村子不过五六里的路程,自然也不安全,还得另想办法。大伙儿凑在一起反复商量,觉得继续南逃是唯一活路。只要向南再走十几里,进入县域南部山区,那里便是国军和八路军的天下了。因此,第二天一大早,任扁则的老爹任盛则便到本县屈家山村租赁房子去了,母亲则跟别人去了本县中村。家里两个大人一走,屋子里就只剩下年仅八虚岁的任扁则和瑟缩在床角的小妹妹了。
  常言道:越穷越见鬼,越冷越刮风。大人们刚走没几个时辰,“老黄兵”就从东村口进入六家村,与守村的八路军乒乒啪啪打起仗来。任双孩冒着四处飞溅的子弹回来后,情急之下忙抻开被子用水泼湿,然后披在身上,将一对侄儿郎女放进箩筐,一前一后担着,冒险跑出六家村,南行十几里,这才来到屈家山村。屈家山也不安全。当天晚上,“老黄兵”就尾随八路军来到该村。在一条山沟里,彼此短兵相接,又是一场恶战,双方死伤数十人……
  这次“躲反”十数日,刘家庄老老少少近百人虽说历经劫难、东躲西藏、恓惶无比,但毕竟躲过了兵祸,保全了性命。而因故守村的五个青壮年们可就遭了殃了,全被日本鬼子残杀后丢入水井,无人幸免于难。
  事后从村民原金元宅院的水井里捞上来三具死尸,分别是:原三锁、原金枝、外村籍的烧窑师傅老高。
  寻找任扁则的父亲任双孩及村民原长则可就费了事了,两家人托请诸多亲友邻居四处打捞多日未果。后来,村民李泰则在村北关帝庙的马槽里发现了血衣,并依此为据,最终将二人从针漳村东岸底贾河水家地里的水井里用锚打捞了上来。二人的尸体都赤裸着上身,双手被反捆在背后,脖子几乎被砍断,脑袋跟脖子只连着一层皮……惨不忍睹!
  经多方打探得知:就在全村男女老少出村“躲反”的第二天,二人打算乘着天黑出村,将原长则姐夫家麻地里剩下的麻捆子偷偷扛回去。岂料二人出得西村口,刚跳下针漳村东岸,就被日军的哨兵发现。随后,二人被五花大绑捆回针漳村,关在杜三招家的楼上。获悉此情后,原长则的姐夫杜德则急忙找到任扁则的姑父蒋长发说明情况,随后二人准备了礼金,找杜三招将人给保了出来。也怪年轻人遇事不知深浅。二人被保释后还不死心,将要进入刘家庄村时,回头向岸底一看,并不见日本人的哨兵,便又再次返回去扛麻……就是这一个转身,断送了二人性命。
  日寇残暴乃本性,汉奸卖国更嚣张。在日军宪兵队盘踞针漳村的几年间,近在咫尺的刘家庄人就没安生过一天。先是针漳村一个名叫梁黑宣的地痞无赖跳出来认贼作父当了汉奸,被日军任命为韩川据点保安队连长。紧接着,梁黑宣的几个本家兄弟梁贵发、梁满喜、梁仁根、梁双根等人也趁机跳出来为虎作伥,时常打着梁黑宣的旗号到邻近村落索钱要物。稍有一丝不满意,梁氏兄弟便立马翻脸,将该村村(闾)长强行绑走——这在当时叫“起肉票”。每每将“肉票”起走时,梁氏兄弟还会撂下狠话:人先被带到苏店了,明天拿钱去赎人;明天胆敢不拿钱赎人,后天就得去南董了,赎金翻倍;三天后到南董,你就是带着金山银山,也是白跑一趟。“肉票”哪里去了?早被他们捆住手脚,头朝下扔进野外的井窟窿里了。就屠杀抗日志士、残害百姓而言,与日伪相比,此间打着“曲线救国”旗号、行祸国殃民勾当的国民党顽固派也不遑多让。日军第二次侵占长治后,由国民党长治、长子、屯留、高平等县的特工队、公安部队和杂牌队伍组合、拼凑成的国民党军55团,时而日军着装,时而国军打扮,白天清乡扫荡,夜里四处征粮、抓丁、抽捐派款。人民群众提起这支反动武装时,因怕惹祸不敢直言,仅举起一手掌来回“拨浪”两下以示“55”,故这支国民党军又被称作“拨浪队”。
  这当儿,三五成群的土匪大烟鬼也趁夜出来劫道,遇到穷得只剩一条贱命的,骂一声穷鬼,狠揍一顿了事;遇到身上带钱的,那好,钱乖乖拿来,人丢进野地水井里。
  那几年,日伪汉奸往往是上午进村扫荡,“拨浪队”多在下午、晚上征粮抓丁、抽捐派款,半夜三更则是土匪强盗入室抢劫的多发时间段,黑夜出村又会遇上拦路抢劫的大烟鬼。因为“起肉票”的事情接连发生,刘家庄的闾长就再也没人肯干了。没人肯干日伪敌顽又不肯答应。无奈之下,村里仅剩的几个青壮年——原不愣、李金则、李过计、原从发、原材先、原孟则、原有根、原臭根、何东升、原保柱等人硬着头皮聚集在一起商议,最终决定:一人一月轮流干,月初从前任手里接过账簿,月底再将账簿交给续任者……
  那时候,南郭村南岸底、刘家庄北岸底、针漳村东岸底及凤凰嘴一线,分布着十几眼农用水井。在日军占领长治期间,每年一到农历七八月,任扁则和同村小伙伴原元旦闲来无事,就整天沿着这一线玩耍,下沟捉蚂蚱,攀岸摘酸枣。每每口渴难耐,就顺手到地里摘一个小瓜,一掰两半,选用头大的一半,将瓜瓤掏出来做成“瓜碗”。再捡两根细木棍折短,彼此交叉着插在“瓜碗”的上沿。然后再折几根大麻子(蓖麻)杆,将皮揭下来,彼此连接栓系成绳。最后将蓖麻绳的一头拴在“瓜碗”顶端的木棍上。如此,“瓜碗”入井,就能打上水来。那几年,任扁则、原元旦用“瓜碗”从这些井打上来的水里,十有七八都漂浮着油花子,气味腥臭无比。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想就明白,这是井里有了死人。至于井里的死者为谁,是被日伪、敌顽、土匪、大烟鬼杀害的抗日志士、无辜百姓,还是被塞到井里淹死的“肉票”,无从得知。
  刘家庄当年这个户不过二十、人不足百口的小村,哪里经得起日伪、敌顽、土匪、大烟鬼们如此频繁的折腾呢。为保命,太阳刚落山,村民们就不敢出村了;天大黑,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和衣而睡;半夜三更有人翻墙进院偷东西,听见了也假装不知道;一旦有人叫门,十有八九会战战兢兢将房门打开,屋里值钱的东西任人拿走。
  村民原保元(外号原葫芦)因为抽大烟卖掉了房子,剩下的孤儿寡妻无以为生,只好住进村西的三官庙,冬天全靠到县城西关卖“团子”维持生计。1943年冬季某日,时年30岁出头的原安则(原保元之子)跟母亲来到西关粮食市场,找到北郭村的郭米根(此人在西关经营“斗铺”),买回来三四十斤玉茭,还没等娘母俩将玉茭加工成粉呢,半夜里就被人从屋里偷走了。次日黎明,发现玉茭被偷,原安则的母亲哭得是死去活来。
  与大多数村民的逆来顺受不同,时年40岁出头的原从发面对翻墙进屋的强盗,忍无可忍、以命相搏,并最终保全了家人和财物。某日深夜,和衣而睡的原从发听见有人叫门,惊惧之下,再看看炕上熟睡的一子五女,不由得豪情勃发:钱财乃身外物,这六个子女可是心肝宝贝,说什么也不能让土匪进屋!主意一经拿定,原从发便将妻子儿女悉数安置到里间躲避起来,自己则站在门侧,双手高举一柄铁钎,然后将门插拉开。这时,有几根手指头从门缝儿伸进来,意欲手握门扇将门推开。说时迟,那时快。原从发双臂驱动铁钎,对准那几根手指头闪电般切了下来。一声惨叫过后,那几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缩了回去。如是两次。门外土匪方乱糟糟地说:走走走!待天明一看,门外地面上流了一大滩血,已经凝固了。
  日本侵略者豺狼成性,罪无可恕;大小汉奸为虎作伥,也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不忘历史,警示后人,上党战役胜利结束、长治解放后,针漳村初级小学教师董培忠(现城区焦家庄人,时年30余岁)随即将该村汉奸梁黑宣卖国求荣、为害一方的斑斑劣迹编词谱曲,让全校学生传唱声讨。词曰:
  梁黑野心狼
  家住针漳村
  他把汉奸当
  领人马驻扎在韩川脑
  杀了人把人头挂在树梢上
  ……
 

(来源:上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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