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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将军在长治县
 
 
2015-04-03 15:37:08  来源: 李保文
 

    李达是陕西眉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1963年,毛主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为了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社会主义,中央决定花六至七年时间在全国农村进行一次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9月,李达就率领国家体委的同志来到了山西省长治县,担任柳林公社“四清”工作团团长兼政委。
  那年,李达61岁。
“要准备打仗”
  李达是1965年9月14日上午率领“四清”工作团来到柳林的。陪同他来的有晋东南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第二书记兼地区“四清”工作团团长仝云、晋东南军分区政委袁健、地委副专员程首创、长治县委书记尹正南等人。李达当时是行政四级干部,是中央首长。地方上的领导接待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显得有些拘谨。李达很直爽,说:“你们把我送到柳林就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他在办公室和卧室里看了一下,出来瞧见晋东南军分区的那辆美式 “吉普”还在院里停着,就让柳林公社书记张林山带路,沿整个柳林大地转了一圈。回来后,李达要公社的通讯员姚树清绘一张《柳林公社地形图》。姚树清花半天时间把图绘好了。李达拿过来一看,说:“柳林村东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桥,你怎么没画上?”姚树清就是本地人,倒把那座小桥忘了,李达才看了一眼就记住了。他说:“千万不敢粗心,万一打起仗来,很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儿有个小木桥,最后吃败仗。我们要准备打仗。”
  李达一般不熬夜。只要晚上不开会,他早早就睡了。可院里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醒了,他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高度的警惕性。一天半夜,李达起床了,说听见院子里有动静。他一起来,住在公社大院里的人就都起来了,连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匆匆忙忙地从长治城里赶来了。因为那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很严峻。几十个人晃着手电筒角里旮旯排查了一夜,也没发现什么东西。到天明了看见有个梨子掉地上了。那时公社院里种着一棵梨树,秋天梨子熟了,晚风一吹就掉下来了。就是这轻微的一声响,熟睡中的李达都听见了。
  李达戎马一生,军人气质很重。他给各村的工作队长开会,说几点开就是几点开。有次开会寺庄村的工作队长迟到了,李达就让他站在那里开了半天,弄得这位队长很是难堪。他参加省委第二次农村“四清”工作会议后,连夜就返回柳林,在工作团内部传达。第二天又召开各村工作队长﹑指导员会议,布置省委的任务。他要各村的工作队长每天晚上都来公社集中,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向他汇报。李达血压高,间歇性头晕。可晕过那阵后,一爬起来就去下乡、开会。柳林公社有个领导同志,有事没事喜欢和女同志在一块坐坐,李达就说:“干什么这是?有事一句话说完就对了,和个女的坐在那里泡什么蘑菇。”因为李达是中央首长,所以柳林工作团的一些做法就被当成了经验,地委书记说要学习柳林,县委书记也说要学习柳林。李达听了就不满意,他说这次全区有98个公社进行“四清”,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都要按柳林这一套来,那晋东南地区不就成了个大柳林公社了吗?
  李达有两个爱好:听收音机和看地图。大清早起来他就拿着那个红颜色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公社门外听,甚至上茅厕时也在听。他在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那时收音机在农村很稀罕,早起的群众就远远地站着看。李达瞧地图瞧上了瘾,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还有山西省地图、长治县地图。没事时他会趴在桌子上整整看一天。去其他地方参观或开会时,他也总是跟当地的领导要地图看。他把每个地方的山脉﹑河流﹑道路﹑水井都死死地记在了脑子里,一旦打起仗来,不拿地图也能指挥战斗。
吃红萝卜
  “四清”时的柳林公社设在一座叫“九龙宫”的古庙里,中间是五间正殿,东西两下各有五间厢房,南房是排二层小木楼。公社的同志把西厢房的三间屋子打扫干净,做了李达的卧室。又把东厢房的二间屋子腾出来,做了李达的办公室。公社大院就成了“四清”工作团团部。
  为了李达的安全,长治县委抽调县公安局的李大眼来到柳林,还把县机关灶上的丁太盛师傅调去给他做饭。按规定,李达应该吃小灶。可他说:“这里又不是北京,和同志们在一块吃大锅饭吧!”丁师傅做好饭后,大眼就给他端到卧室。可端了几天李达不让了,他到灶房来吃。那时公社灶上连个饭桌也没有,就几个高矮不一的木头墩子,李达就坐在墩子上吃。有次吃罢饭他问丁师傅,把玉茭面拌成疙瘩和胡萝卜缨子掺起来,再洒上些葱花和盐,这叫个什么饭?丁师傅说:“这叫 ‘炉圪垒’。”第二天中午丁师傅就做了一顿“炉圪垒”,李达吃了说好。这是本地人常吃的一种饭。原来当年他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转战晋东南时,就常吃这种饭。
  不管是在公社灶上吃饭,还是下乡吃派饭,李达常常是吃罢了自己洗碗。丁师傅很是过意不去,说:“我就是个做饭的,叫我洗吧!”李达说:“这有什么?当了一辈子兵,养成这个习惯了嘛!”他居住的小西屋子又矮又潮,公社领导考虑到他年纪大了,怕冷,就给他缝了一件厚褥子。可秘书沈瑞民不要,说首长说了,不能接受当地政府的一点东西。长治县委为照顾首长的生活,也送些油茶等营养品来,他也不多喝。他最爱吃的是红萝卜。长治县盛产红萝卜,公社的灶房里就放着好几麻袋。李大眼每天晚上拣两个洗净,放在火炉子上烤热,李达吃得津津有味。
  李达下来时没带专车,晋东南地委或者长治县委遇个什么事,都要派小车来柳林接他。晋东南军分区的领导考虑到将军年纪大了,好几次提出来给他配辆专车,可李达不要。而他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下乡跑上一天就累得不行。沈瑞民提出买辆自行车,他同意了。李达骑了一辈子马,不会骑自行车,就在公社院子里学。沈瑞民和李大眼搀着他学了好几天,累得满头大汗也没学会。李达说:“不学了,这比走路还费劲。”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就让姚树清骑了。
  柳林距长治城有四十多里路。晋东南地委为照顾老将军,给他在地区宾馆安排了一套里外间。可他只有来长治开会时才住几天,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柳林公社的那三间小西屋子里。有次公社主任申旺兴跟他去地委开会,一进那房间,见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窗帘,茶几上摆满了水果、糖,还有“大前门”烟。一个小公社主任哪见过这场面,申旺兴瞪着大眼满屋子看。李达请他吃糖,请他抽烟,还问:“这地方好不好?”申旺兴说:“好。”李达说:“好你就在这住上几天吧!我是要回柳林了。”申旺兴当然不敢。
不评“五好”
  李达很尊重地方干部。柳林公社“四清”工作团有位副团长,叫韩琦,是高平县人,被抽调来长治县搞“四清”。刚开始时韩琦不多说话,党委会上只是静静地听。他觉得李达是中央首长,其他几个副团长、副政委也都是国家体委的司长、处长,是大干部,自己说不说无关紧要。可后来开会时,李达点名要他发言。李达说:“韩琦同志,你长期在基层工作,你对农村很了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韩琦见李达平易近人,也就敢把自己的建议说出来了,以后也敢主动工作了。
  1966年春的一天,申旺兴想开个现场会,全面推广“一挂鞭”、“小错铵”等先进的种植技术。李达同意了。可郭堡大队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说:“这几天四清正紧,这会我们就不参加了。”李达知道后,把这位姓李的副队长叫到公社,说:“你在北京城呆了几十年,麻麦谷黍豆你懂不懂?庄稼是怎样长出来的,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当地干部在土里滚荡了半辈子,还不清楚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把个工作队长训得低着头不敢言语,当天晌午就来找申旺兴道歉。李达经常对工作队员说:“你们都是搞体育的,知道怎样打篮球,怎样打乒乓球。可你们不懂农业,不懂就不要装懂,就不要去干涉人家。”
  1965年11月15日下午,柳林公社“三干会”结束后,李达要沈瑞民给长治县委写一份汇报材料。沈秘书说:“咱们是中央派来的工作队,还给地方汇报?”李达说:“不管是工作队还是地方,都在党委领导下。记住以后不能有一点轻视地方党组织的思想。”沈秘书写成后,李达逐字逐句做了修改,姚树清就骑上自行车给尹正南送去。工作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总要报请长治县委,县委批准了,他们才执行。长治县委送来个什么文件、通知,李达也要仔仔细细地看上好几遍,他在努力贯彻县委的决定。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1965年底,一股评“五好”之风在全国盛行,“五好”就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军事好、纪律好。长治县委“四清”政治部也发出通知,要各公社“四清”工作团把“五好”名单报上去。李达对此就很反感,说:“非五好不行,六好七好还不行哩!”1966年3月在全公社召开的学 “毛著”大会上,他又说:“柳林公社、大队过去评出的许多五好社员、五好职工,不是有很多人已成为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有的甚至是血债分子了吗?现在四清还没搞完,有的系统又让评五好职工,这样做不仅会模糊阶级界限,而且会转移阶级斗争的目标。因之,目前不能搞。”(据原始档案记录)
  柳林公社这次就没有评“五好”。
莫二孩要“毛选”
  为保密起见,李达这次下来,化名“李千”。可他在太行山转战多年,有许多老部下、老熟人,他一露面就都认得他了。“李司令回来啦!”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一天,一个汉子背着个大布袋来到柳林公社,要找李达。李大眼警觉地走上前,问他干什么?李达才从屋子里走出来,这汉子就敬了个军礼,叫声“李司令”,哭了。李达问:“你怎么来了?”汉子答:“听说你在这里,我来看看你。”原来这是李达做太行军区司令员时的警卫,叫莫二孩,是黎城县下黄堂大队人。因在“上党战役”中负伤,离开部队回家休养,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李达问他背的是什么?他说是自家种的核桃、柿子,说着就解开口袋倒出来,红枣、核桃、柿子便滚了一院。李达就喊公社里的人都来吃。莫二孩在公社吃了一顿午饭,下午要回黎城了。李达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李达掏出五十块钱来给他,他不要。他见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那是国家体委印制的精装本“毛选”。就说:“给我这本书吧!”他就要了这本“毛选”回了。李达看着这位部下愈行愈远的身影,对申旺兴说了一句话:“太行山的人民好啊!”
  还有一次,仝云陪他去石圪节煤矿参观。刚进去,就有个人跑过来给他敬礼,说:“李司令好。”原来是矿上的工会主席,过去也是李达的部下。仝云说:“中央让给你保密,可走到哪都有人认识你,这密还怎样保?”
严格要求队员
  柳林公社的“四清”队员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好战士。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中国男子团体冠军之一的傅其芳,也是柳林公社的“四清”工作队队员。他不多说话,社员们挖麻池他也挖,社员们担茅粪他也担,可大家不知道,他就是广播匣子里常提到的世界冠军。国家体委摩托车俱乐部教练秦克宁,看到东呈大队社员牛才顺家里贫寒,大冬天还穿着单衣,就把自己的棉衣、绒衣脱下来给他穿。当时中央规定所有的“社教”队员必须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而社员家里都很穷,有的人家甚至一天三顿是圪糁稀饭配酸菜。工作队里南方来的同志端着碗吃不下去。时间一长,由于营养不良,许多队员都饿浮肿了。
  李达每隔几天就要去各村工作队看看,摸摸这个的脸,捏捏那个的腿,一有浮肿的,马上调到公社团部灶上来吃饭。世界冠军傅其芳,那时在东呈大队下乡。李达一来到东呈,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吃的是什么饭?吃饱了没有?关爱之情顿生。村供销社也有卖饼干、糖果的,但那时物质供应紧张,李达要求队员谁也不能去买,不能同老百姓争食物。后来由于得浮肿的队员越来越多,中共长治县委就下了个文件,规定凡是吃派饭的 “四清”队员,一律自己起灶,生活条件才有所好转。
  李达对队员的要求很严,他说:“我们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党中央的形象。无组织无纪律,叫老百姓怎样看我们。”队员们去社员家吃派饭,每天交三毛钱、斤二两粮票。农历十月初十这天,长治县有吃糕的风俗。糕是一种油炸食品。李达说:“现在油很贵,交三毛钱不行。”队员们这天就得多交五分钱。故县公社有个叫马超英的队员乱搞男女关系,李达就当即处分了这个队员。鲍村工作队的王克己,违反党的政策,为“四不清”干部喊冤。李达就召开工作团党委会,撤销了王克己小组长的职务。
召开“三干会”
  1965年柳林公社的“三干会”开得真叫别扭,大小队干部死活不愿意来开。自从1963年小“四清”以来,村干部就都成了敌人,一开会不是打就是骂。现在又要开会,谁还敢来?这种敌对思想不单反映在村干部中,机关干部中也存在。公社布置会场的两个同志,在主席台上贴了两条标语,写的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李达对召开这次“三干会”很慎重。原来准备10月25日开,可他觉得还没准备好后,就把会议推迟了。光他在大会上的一个动员报告,秘书就改了好几遍。原稿开始首先讲国际国内形势,说美国侵略越南如何遭到失败,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如何不得人心,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全世界人民胜利前进的灯塔云云。李达认为在这个会上提这些不必要,他说:“现在村干部的思想还没有安定下来,还很害怕,你说的国际国内形势再好,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于是就把这部分删掉了。李达安顿秘书:“讲些能触动村干部思想的话,再讲讲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就行了。”
  1965年10月28日,柳林公社“三干会”召开。李达在动员报告中讲话,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搞好‘四清’运动决心很大,花了很大力量,中央机关干部、人民解放军排以上干部,都下来搞‘四清’,搞不好‘四清’决不收兵。但下边的有些做法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李达说到这里,指了指主席台上的两条标语,说:“这些话是针对国民党特务的,不是对我们自己同志的。”他让张林山马上把这两条标语揭掉,用红纸重新写上 “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的标语。
  大会的头一天下午,李达等团部领导还来住地看望了村干部们。问大家吃饱吃不饱,住得习惯不习惯?当他看到东呈大队第七小队保管陈永和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安排在小木楼上住,上上下下很不方便时,就让他住到了楼下。灶房的几个大师傅正忙着做晚饭,李达就进去了,他看了看饭食不满意,交待灶上要杀一口大肥猪,尽可能地让大家吃饱。他还安顿事务长要看好锅灶,防止阶级敌人投毒、放火。
  那时下台干部们开会,规定有 “三不准”(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请假回家,不准会见亲朋)。这次会上,李达废除了“三不准”制度。一天晚上,柳林大队有个干部说小孩病了,想回家去住,工作队长不允许。第二天李达知道后就让这位干部晚上回家去住,还批评了工作队长付赵龙同志。在编组讨论时,有的工作队怕村干部订立“攻守同盟”,主张打破原来的行政体系。李达说:“要订他早就订好了,不会等到现在才来订。”所以在分组时,谁愿意和谁在一个组就在一个组,组长也由他们选。李达的做法让下台干部们很感动,他们说:“李主任是从中央下来的大干部,对咱们还这样体贴,再不交待问题就对不住他了。”于是就纷纷把自己多分多要粮款的事说出来。
  就在柳林公社召开“三干会”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向王杰同志学习”的决定。王杰是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的班长,1965年7月,他被派往江苏省邳县张楼人民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时刻,为掩护在场的十二名民兵,王杰扑向炸药,英勇牺牲。李达读了王杰的事迹深受感动,他拿着那张《人民日报》连看了好几遍。他在由各村干部参加的柳林公社“四清”工作团党委扩大会上说:“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毫无顾虑的,王杰同志为了革命能牺牲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包袱不能放下吗?”
  1965年11月10日,长治县召开“四清”工作团政委会议,李达在会上介绍柳林公社“三干会”情况时说:“我们体委来的很多同志,原来都感到心虚,没有经验。个别同志虽然搞过阶级斗争,但没有新的经验,只是过去的老一套。开始,有些人说你们是体委的,只会打球,还能搞好‘四清’?我就告诉大家,把心虚变为虚心,要敢于革命,做到打球的也能搞好‘四清’。徐寅生不是个打球的吗?但毛主席对他那篇讲话评价很高(注:指徐寅生写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还要全国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我们工作队,就要像徐寅生讲话那样,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才能在新的革命工作中做出成绩来。”(根据原始档案记录)
 

(来源:上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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